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最近，中国多地连遭强降雨，洪不少区域遭暴雨袭击，引发洪灾。
从广东怀集到湖南龙山，再到贵州榕江、从江，地下空间频频被淹，北京也在上周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洪水黄色预警紧随其后，提醒市民远离河道。
这并非偶发。
世界银行的数据线上，作为全球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有超过 67% 的人口生活在洪水易发区；在全国654个大城市中，有641个正面临不同程度的洪涝威胁。每年，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 GDP 的 1%。
在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城市如何与水相处？
今天，我们想带你看看两个城市实践：
一个被海洋环抱、大部分地势低于海平面；另外一个金融高楼林立、但暴露在风暴路径上，但两个城市都可谓是世界上最懂“如何与水共处”的城市之一。
第一个案例来自于欧洲最大港口城市——
荷兰的鹿特丹。
鹿特丹位于莱茵-马斯河三角洲，地理位置绝佳，被誉为“欧洲门户”，人口不到70万，是荷兰第二大城市，但这个城市有个特点——
约85%的土地低于海平面，部分区域低至-7米。
1953年北海风暴潮造成重大灾难，1836人丧生，淹没了荷兰9%的农田，约47300栋建筑被毁或严重受损，约20万头牲畜淹死……
1953年北海风暴潮造成重大灾难
此次事件促使荷兰中央政府启动“大三角洲计划”（Delta Works），系统提升防洪能力。
下图是三角洲工程中规模最大的项目——东斯凯尔特河屏障（Oosterscheldekering）全长9公里↓
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带来海平面上升与极端降雨，
防洪堤坝再高也难以应对。
于是荷兰转变思路，提出“给河流留出空间”战略。
鹿特丹于2008年启动“气候适应城市”计划，目标是2025年实现100%气候适应性。策略不再依赖硬防线，而是将水视为城市资产，以增强弹性推动城市更新。副市长曾称之为“城市变革运动”，涵盖从水安全、社区建设到经济发展。
城市规划方案
整体上看，鹿特丹的防洪与水管理体系由工程防御、空间调蓄、智能管理、治水协同四大支柱组成，既包含世界一流的灰色基础设施，又融合了绿色生态解决方案和精细化管理机制，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1，工程型防洪体系：
作为典型的低洼港口城市，鹿特丹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工程型防洪体系，以确保城市在极端气候下的安全底线。
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建成的马士兰特风暴潮屏障（Maeslantkering），它由两扇巨型可移动闸门组成，平时静卧河道两侧，一旦遇到风暴潮预警即自动合拢，封堵宽360米的河口，可抵御高达5米的海水倒灌（约1万年一遇的风暴）。
2023年12月，“皮娅”风暴来袭，该屏障首次实战启用，成功保护了鹿特丹港和周边区域。
马斯兰特防洪闸建于1991年至1997年间，完全自动化↑
与此同时，城市内部以堤坝、闸门、抽水泵等组成了“第二道防线”。
如沿港区建设的达克公园（Dakpark），就是集防洪、商业与绿地于一体的“多功能堤坝”，既挡风浪，也为社区提供休闲空间。这类融合景观与基础设施的设计，体现了鹿特丹“与水共生”的城市理念。
达克公园（Dakpark）剖面图与实景图
此外，全市低洼区部署有自动化泵站和水位调控系统，通过24小时监测与集中控制，实现精细化排水调度，确保即使在强降雨或风暴潮中，城市依然“干爽可居”。
2，城市空间调蓄，多功能“海绵”系统
作为全球低地城市的代表，鹿特丹构建了多功能生态蓄洪体系，将城市空间主动转化为可调蓄、可生活、可教育的复合型载体。
其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是本托姆水广场（Benthemplein Water Square）：平日为滑板场、篮球场、休闲看台，暴雨时则化为可容纳近200万升雨水的蓄水池，兼具景观、教育、防洪功能。
设计团队与社区中学生共同参与方案制定，让防灾变得亲民且富有创意。
该水广场是全球首个全规模建成的“水广场”项目，并已被推广至多个社区（如贝拉米广场），成为鹿特丹的城市更新“标准件”。
除了水广场，鹿特丹还广泛采用绿屋顶、透水铺装、街区下沉绿带和雨水花园等方式，构建“雨水储存梯队”，增强城市渗透与蓄水能力。
目前已安装逾13万平方米绿色屋顶，结合博物馆公园地下雨水池、改造运河与滨水生态绿带，逐步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海绵系统。
鹿特丹目前正在开发的符合海绵城市理念的项目地图↑
面对海平面上升与潮汐威胁，鹿特丹还积极探索“亲水抗洪”的设计，如在艾舍和Mallegat区推进潮汐公园计划，引入湿地、绿滩替代硬质驳岸，实现削能滞洪与生态修复双重功能。
3：智能调度与水位管理
鹿特丹拥用高度信息化的水管理系统。
比如，荷兰国家水管理局会Rijkswaterstaat利用水文模型精准预测海潮与河流流量，一旦超阈值，马士兰特等关键闸门会自动关闭，由系统主导、人力监控，确保防洪反应迅速且可靠。
同时，鹿特丹市政和区域水务部门（如Schieland和Krimpenerwaard水务局）合作建立了城市水情集中控制中心，联动泵站、闸门和传感器，全天候监控水情。
暴雨来临前，系统可提前排空运河和蓄水池，智能屋顶也参与调节，实现城市级雨洪调度网络。“数字三角洲”等项目整合多源数据，让水务人员实时决策、动态优化排水路径。
此外，鹿特丹通过移动应用与公开仪表板向居民发布街区水情，提升社区防灾意识。其还积极参与C40、100RC等国际网络，引入新技术与资金，持续升级数字水系统，让“海绵城市”真正实现智能化、韧性化与可持续发展。
4：鹿特丹的多层级治水协同机制
荷兰的防洪成就离不开多层级治理与公众参与。
国家层面，“三角洲计划”由中央政府主导，设立专员和预算，制定防洪标准与资金支持，科研机构如Deltares参与风险评估，确保政策科学前瞻。区域层面，独立的水务局拥有财政与管理权限，与市政府合作推进项目，如本托姆水广场就是市政府与Schieland水务局共建的成果，双方分工明确、技术与城市规划深度协同。
市政层面，鹿特丹设有气候适应办公室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将适应性建设融入城市更新节奏。例如，所有新开发必须配套雨水缓滞系统，修路也要增加绿化与透水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区和公众层面，鹿特丹继承了荷兰社会“共商共治”的传统，即所谓“圩田模式”（Polder Model）的协商精神。
该模式的具体体现有：
公众参与规划——在水广场等项目中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培养市民主人翁意识；社会资本合作——鼓励住房协会、企业等参与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建设，提供补贴和技术支持；水教育与文化——在学校开展水安全和气候教育，提高下一代的水患意识。鹿特丹市还定期举办“水城论坛”等活动，汇集专家、市民讨论城市水挑战和解决方案，加强公众监督与理解。
通过国家、区域、城市与社区的协同共治，鹿特丹形成了韧性城市的治水共同体，对其他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2年10月，飓风“桑迪”强势袭击纽约，下曼哈顿地区成为极端天气灾害下的受害者，超过44人死亡，地铁、隧道、道路和社区纷纷被淹，经济损失巨大（估计全市损害近190亿美元）。
曼哈顿下城作为居住、交通、金融的中心区域，暴露出市政防洪体系的弱环。
于是城市启动了下曼哈顿地区大规模的沿海防洪适应项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BIG提出的“BIG U”概念方案：在曼哈顿下城外围沿岸构筑一个呈U形连续的防护体系，将每一段沿岸防护带拆解为一个个“舱段（compartments）”，每一段都因地制宜，从“人怎么生活”出发嵌入“水怎么流动”。
随后，“BIG U”并未止步于概念设计，而在市政推动下演进为更具可实施性的覆盖下曼哈顿的综合防洪体系 --
LMCR（Lower 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
LMCR立即成为纽约市府气候适应战略的核心，开始系统推进包括东河沿岸ESCR、两桥社区BMCR、炮台公园、炮台公园城、金融区与南街海港在内的六大防洪工程，涉及多个独立但协调的子项目，由市府与纽约经济发展局（NYCEDC）、Battery Park City Authority 及各社区协同推进，共谋下曼哈顿滨水区的长期安全与公共提升。
LMCR的操作有四大核心原则：
1：社区协商，“共谋共建”
LMCR 涉及市府、州府、联邦、BPCA、社区团体、设计机构等多角色协作机制，处理设计反馈与调整问题尤为重要，在每一舱段的构思过程中，都会邀请社区居民、设计师、非营利组织、市政部门共同参与，最终的设计都是一场场“谈判”后的集体智慧产物。
例如，在“两桥”防洪工程（BMCR）中，设计团队深知这一区域是老年人密集、通勤路径频繁的生活社区。若硬生生筑起堤坝，便是割裂城市与河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设计师采用可翻转挡水板嵌入高架桥下方，平日不妨碍人流通行，暴雨来临时则能迅速展开组成连续屏障。
技术服从场景，而非主宰生活。
再如炮台公园社区防洪改造，其方案经过超过100次社区听证与修改会议。居民关注的不只是水有多高，而是草坪是否依旧柔软、孩子们还能否在球场奔跑。
最终，防洪墙被巧妙隐藏在绿化带中，排水设施与休憩空间自然融合，整片社区既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保留了日常的温度。
2：多功能空间整合，
让防洪成为“日常生活的风景”
在传统城市建设观中，防灾设施往往藏于地下、隐藏在角落——它们只在危机时刻登场，平日“无用”。但BIG U/LMCR打破了这种功能主义，它要做的是“参与型公共空间”。
在炮台公园滨水提升工程中，整片堤岸被整体抬高6-10英尺，设计强调生态材料与可持续景观，通过可渗透铺装、本地耐盐植栽，将洪水压力转化为地形语言，兼顾抗洪、休闲与生态功能。
炮台公园现已开放↑
东河沿岸抗洪工程（ESCR）更将这一理念推向极致：
沿着东河新建的防洪墙被打造成连续的公园路径，白天是观景平台，夜晚是市民休憩的开放空间——水从眼前流过，风险却被无形化解。
3：模块化渐进式推进
BIG U 最初是一个10英里长、雄心勃勃的愿景。但纽约不是“拍脑袋”即可上马的城市，它是一个利益复杂、制度多元、财政分散的大型政治机器。为了让BIG U不流于概念图纸，它必须“拆解”，走一条渐进推进的道路。
其中东河沿岸抗洪工程（ESCR）最早开工，成为测试政策协调与施工工艺的“先行段”；BMCR则补齐中段；Battery Park 系列改造向西推进；而最复杂的金融区与南街海港规划目前仍在概念论证阶段。
这种“分舱而建”的机制，有两个好处：
一是降低治理摩擦。纽约市政府与州、联邦之间责任交织，项目分段有利于快速启动、分头筹资；
二是边做边学。每一段落地后，都可为下一段积累经验、修正机制、更新设计语言。
其实，曼哈顿下城的地形是拼接而成，
这种渐进策略，
正是对“不确定世界”最现实的应答方式。
4：空间留白 + 生态冗余设计
城市防洪的难题，不是“建好一个系统”，
而是“如何面对一个未来根本不确定的世界”。
所以，曼哈顿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2050年的风暴超出预期？如果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加快？如果社会生态需求发生变化？
因此，“超额准备”与“生态留白”的设计策略，就非常必要且关键了。
比如在金融区与南街海港总体规划中，设计师提出一个激进但科学的设想：外扩岸线。
他们计划通过填海方式，将海岸线向东推进，构建多层级滨水缓冲带，上层抬升后成为永久堤坝与公共空间，下层则保留亲水体验，并设置潮汐湿地。这不是为了今天的桑迪，而是为明天未知的“超级风暴”提前留下的回旋余地。
当然，目前东河公园 + Two Bridges正在工程推进，整个LMCR还没有接受类似于桑迪的考验，但设定未来抗洪标准至 2050 年甚至沿用至 2120 年，达到 FEMA 认证要求。
其实，最终我们或许会发现：
抵御水患，并不只是靠技术上，
也要靠机制、文化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鹿特丹以国家工程的尺度将防洪嵌入城市基底，像一台长期调校的精密机器，运行着协调一致的水系网络；而曼哈顿则在市民共议中让防灾设施悄然融入日常——在草坪下，在步道中，在滨河长椅的设计背后。
一个是低地的生存智慧，一个是高楼下的民主协商。
他们不只是防洪的样本，更是城市如何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两种想象力。
这些柔软、弹性、非线性的城市策略，
也许正是下一代城市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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